4月14日上午10时许，梁启超最小的儿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院士因病逝世，享年92岁。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江门日报

据记者初步了解到，梁思礼院士于今年3月患上感冒，导致肺部不适入院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情况有所好转，后回家休养。但因年事已高，严重影响了心肺功能。今天上午10时许，梁思礼院士在京病逝。目前，家属正在安排后事。

对于梁院士逝世，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在京江门人士都表示比较突然，痛惜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江门人民永远怀念他！愿他一路走好！

院士小传

梁思礼

1924年8月出生

祖籍江门新会茶坑

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同时，他更是我国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曾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现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

梁思礼曾领导、参加多种导弹、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为向太平洋成功发射远程导弹试验做出重要贡献。他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论述，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是航天CAD的倡导者和奠基人。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科技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奖等。

领导研制中国特色制导系统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人，梁思礼参与了航天历史上许多值得铭记的事件：他是1964年实验成功的、我国自行设计第一个地对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使我国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完全脱离了仿制苏联的“框框”。

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国土上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这次试验的成功震惊了全世界，从此我国进入了核大国的行列。

梁思礼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负责控制系统工作。在他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

“新会是个根，是我们的老根”

梁思礼院士生前曾说：“新会是个根，是我们的老根，生不于此，但根在于此！”正因为这一份乡情，让梁思礼始终牵挂家乡的发展，并为此作出很大贡献。

1992年在他的牵线搭桥下，航天工业部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新会万通机械实业总公司、澳门机电厂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中外合资的航通高速船开发有限公司。1994年，由航通高速船开发公司研制的HT-903“慈平”号全垫升气垫船成功下水首航，更创造了一艘轻型小艇2000 km长距离航渡的世界纪录。

梁思礼院士还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多次探望家乡学子，送书、讲课，其勤奋刻苦、不怕失败的科学精神激励了无数新会学子。

2012年，江报君曾前往北京采访梁思礼院士，今天，小编将稿件附在下方，让我们一起通过文字来怀念他

88岁的梁思礼在家中跟家乡的媒体侃侃而谈

梁思礼：导弹发射时我们都将生死置之度外

2012年4月底，江门日报记者远赴北京采访梁思礼，那时，他因对花粉过敏而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也正因为如此，他一开始便拒绝本报记者的采访。

获悉此事后，2012年4月23日上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梁柏有(梁思礼的侄女)答应打个电话试试看。当天下午，江门日报记者便接到梁柏有传来的捷报：“我叔叔答应接受你们的采访。我和他说，梁家一门三院士，目前健在的仅剩您一位，家乡的媒体过来了，您就代表梁家说句话吧。叔叔便答应了。”接着，梁柏有不忘再三叮嘱：“叔叔这段时间对柳絮过敏，身体确实不好，你们不要呆太长时间，最多半个小时，好吗?”本报记者立即答应。

2012年4月25日上午，本报记者比原来约定的时间早到一个小时，门一打开，梁老穿着西装，谦和有礼地站在门口迎接。

和照片上所见一样，88岁高龄的梁老个头不高，脸庞圆圆，精神矍铄，笑起来爽朗而亲切，没有一点架子。看到家乡人，梁老显然是非常高兴的，他饶有兴致地回答本报记者的问题，讲梁启超，讲自己，讲新会……

【人物对话】

1.工业救国

【1941年，梁思礼高中即将毕业，他母亲的一个好朋友帮他联系了一家美国比较小的大学——嘉尔顿学院，申请了全额奖学金。17岁的梁思礼拿着100多美元，开始了边工边读的求学生活。两年后，梁思礼以优异成绩转入了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学电机工程。】

江门日报：1927年，梁启超曾给海外的孩子们写信说，孩子们中没有一个学习自然科学的，是家里的憾事。然而，梁启超去世多年后，您成为了中国一代火箭控制系统专家。父亲当年的话，是不是您当初选择入此行的原因?

梁思礼：父亲的遗愿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这是巧合，也是冥冥中注定。我是在父亲的爱国思想影响下，为了工业救国，大学选择了读工科。

1938年左右，日本人占领天津，那时国内很混乱。1941年，我高中即将毕业，我母亲的一个好朋友丁大夫帮我联系了一家美国比较小的大学——嘉尔顿学院，申请了全额奖学金。我需要自己负担路费和其他日常生活费用。实际上，当时我们的生活基本上靠父亲的稿费，尽管父亲名气很大，但他去世多年后，我们的家境大不如前，顶多属于中等水平。母亲省吃俭用准备了400美元送我出国。

那时，我和五姐、姐夫(美籍华侨)一块坐船去美国。除去船票200多美元，17岁的我拿着剩下的100多美元，开始了边工边读的求学生活。当时我的想法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我们中国人老是被人欺负，我要走工业救国道路，学成回国为国家建设出力。于是，两年后，我就以优异成绩转入了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学电机工程。

1948年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梁思礼

2.洲际导弹

【从1956年10月，中国航天事业创建之际，梁思礼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此开始了他50年的奉献生涯。1980年，中国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向世界舞台公开展示我国的航天科技，梁思礼作为副总设计师，因此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而梁思礼在航天科研中首次提出抓“可靠性”，更是让中国的航天产品质量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对洲际导弹的研究和抓“可靠性”两方面的成就，是梁思礼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两项重要成绩。梁启超的名气很大，但他的9个子女都没有吃“祖宗饭”，梁思礼正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断地成长、成才，攀登一个个科研高峰。】

江门日报：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您是主要的参与者，各种酸甜苦辣都经历过，能否说说您的最大感受?

梁思礼：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是中国航天事业起步阶段。最初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核工业部(研制导弹和原子弹的新单位)时，除了钱学森，我们谁都没有见过导弹或者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那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还吃不饱饭，很多人都水肿了。办公楼一时盖不起来，我们就在机场的大机库里工作，夏天挥汗如雨，用手摇计算机进行分析和设计。

上世纪60年代，美国、苏联封锁我们，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开始自行设计中国的第一个中近程地地导弹，设计的各个系统分部都是自己研究的。两年后，中近程地地导弹研制出来，我们运到酒泉基地测试，可是立在发射架时，导弹出现了抖动。我在基地和在京的所长电话联系，那边同时做模拟仿真实验。电话一打就几个小时，事后，同事从电话话筒里磕出一大堆烟灰，可见当时工作的紧张程度以及我的烟瘾之大。

导弹发射起来以后，却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烟，最后落在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砸出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看着第一个自己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失败了，大家非常沮丧。但从个人的体会来说，我觉得失败比成功更有启发，我们吸取了很多教训，总结出很多宝贵的经验，使我们开始掌握了研制导弹的方法。

我搞研究工作都是常年在外，而且当时还是保密的，我的孩子们出生，我均不在场，家里家外全部交给我的妻子。1972年前，我们搞出了4种导弹。导弹发射时，我们都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现场开展工作，有的同事还写好了遗书。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五院各分院的科研办公大楼每晚都灯火通明，同志们都自动来加班或学习，直到深夜。当时政委、指导员来到办公室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大家早些回家休息，不要干得太晚，但是往往赶也赶不回去。我们正是靠这种发愤图强的精神来走自行研制的道路。虽然艰苦，但走通了，路子也越走越宽。

江门日报：您在航天事业中有多项杰出成就，其中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为向太平洋成功发射远程导弹试验作出重要贡献，能否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和您的体会?

梁思礼：1980年，我国要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这等于在向世界公演，这给我们的压力特别大。我当时主要从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大量细致的分析工作，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记得1980年5月18日凌晨，远程火箭从酒泉基地点火起飞，奔向太平洋，30分钟后准确无误地落在预定的太平洋海域框内，在茫茫的海面上涂上一片由标志染色剂染出的翠绿色，这美妙绝伦的场景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说，四个现代化靠买是买不来的。这一场试验，标志着我国已经解决了洲际导弹有无的问题，我国真正成为核俱乐部的重要成员，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和威望。

这是一场实验，但成功来之不易。过去，人们往往把可靠性工作和概率统计、可靠性预测以及可靠性评估、抽检等可靠性数学联系起来。而我认为，航天产品的可靠性工作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工程实践问题，于是，我提出了可靠性工程学这个问题。在整个研制过程中不间断地抓质量和可靠性，做好元器件、材料、工艺等基础工作，把可靠性工作从数理统计为主，扩展到工程实践中去。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之后，长征二号连续成功地把17颗返回式卫星送上了天。

3.爱国奉献

【梁思礼是最早回到新中国的留美学生之一，他说是一种爱国与奉献的精神支持着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航天事业中。】

江门日报：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持着您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航天事业?您是如何看待这一份事业的?

梁思礼：爱国。我的人生格言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内心的爱国思想源自父亲。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我回国后，能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我能为此奉献自己的一生，我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我1949年学成回国，是最早回到新中国的留美学生之一。拿我和留在美国的老朋友林桦做对比。我回国后，他留在美国。他是美国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相当于总工程师，我曾是中国航天工业部的总工程师。他在美国研制洲际导弹，我在中国也研制洲际导弹。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20世纪80年代)，我当时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在美国住着很漂亮的大别墅，我当时住的是很普通的房子。

有人曾经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制造的洲际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们制造的洲际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

（综合江门日报、新会侨报社）